敦煌莫高窟。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国家公园体制建设需要同时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地的保护利用,通过建设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来实现国家层面对重要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的综合性保护、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国建设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所体现的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所实现的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使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公众,“有效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目标多元化保护利用文化遗产国家“十三五”规划“传统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重大文化工程提出,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保护传承,加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作者:王京传,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功能定位及其实现机制研究”负责人、曲阜师范大学副教授)

2017年1月,我国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进一步强调,“规划建设一批国家文化公园,成为中华文化重要标识”。由此,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的功能定位,由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维度上升为基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层面。

图片 1

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既超越了过去单纯关注保护的遗产管理模式,又不同于偏重利用的城市公园运行方式,其所追求的是基于全民公益性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协同实现。我国建设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所体现的是国际文化遗产保护理念和中国实践的有机结合,所实现的是文化遗产保护与当地经济社会协同发展,使文化遗产保护成果惠及公众,“有效发挥文化遗产保护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这也正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文化遗产,处理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保护和利用关系,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活起来等重要思想的直接途径。

管理主体:从各级政府到全社会力量。自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确立了政府在文化遗产管理中的主导地位。虽然1956年4月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就提出要“使保护文物成为广泛的群众性工作”,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才真正开始关注文化遗产管理中的社会力量参与问题。1981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进一步明确保护长城是当地各级人民政府、解放军驻军、人民公社、生产队以及每一个公民的光荣职责,自觉的起来同破坏长城的行为作斗争”。1982年《文物保护法》第3条规定“一切机关、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文物的义务”。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我国更加重视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管理问题。1989年7月中宣部等联合印发《人人爱护祖国文物宣传提纲》,提出“保护文物,人人有责”,强调“唤起民众,自觉地投身于文物保护事业,对整个文物事业的发展有着决定性的意义”。这体现出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中社会力量得到重视,公众参与已经被认可和接纳。近年来,我国着力增强公众参与意识,拓宽公众参与渠道,探索社会力量参与文化遗产管理的实现路径。特别是2016年《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和2017年《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正在着力构建全社会保护文物的新格局。

我国国家公园建设着眼于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着重于自然遗产类国家公园建设,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立足点,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地的保护利用。

管理方式:从保护到保护利用。1961年3月《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一切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都由国家保护”,确立了保护在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工作的核心地位,从此保护成为我国文物管理工作的首要任务。1982年11月出台的《文物保护法》,首次以国家法律形式规定了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工作,标志着我国文物保护工作走上依法管理的轨道,也奠定了保护工作在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中的核心地位。2000年10月《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强调“文物古迹应当得到合理利用”,且“利用必须坚持以社会效益为准则,不应当为了当前利用的需要而损害文物古迹的价值”,表明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中统筹协调保护与利用的思想得到确立。20世纪末21世纪初,因过度追求经济利益而导致的过度利用甚至破坏文化遗产情况时有出现,保护与利用矛盾凸显,国家多次出台文件调控和改变“重利用轻保护”现象。2005年12月《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出台,标志着“保护为主与合理利用”成为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的主旨。2017年2月《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多措并举让文物活起来”,强调“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着力大力拓展文物合理适度利用的有效途径”,“努力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值得注意的是,规划将文物利用拓展到新型城镇化、新农村建设、扶贫攻坚、美丽中国建设、人文城市建设等领域,突破了对发展旅游的单一依赖,实现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更广泛融合;提出的“促进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突破了仅依赖文化遗产本体的利用途径,建立了依托文化遗产价值的新型利用方式。这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管理“保护利用”思想的确立,表明我国正着力推动保护与利用在目的、手段以及过程等维度的全方位融合,破解保护与利用冲突的文化悖论,协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一体化实现。

国家“十三五”规划“传统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重大文化工程提出,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的保护传承,加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管理目的:见证历史到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对文化遗产管理主要是基于革命、历史、艺术价值,强调其“是我国历史与文化的最可靠实物例证”。此后,《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将文物价值调整为历史、艺术、科学价值。2004年2月,文化部等《关于加强我国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将“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确立为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的首要目的。近年来,这种思想得到广泛重视,并不断强化。2016年3月《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强调文物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根脉,加强文物保护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2017年1月出台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将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列入重点任务。2017年2月《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提出,要使“文物工作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高国民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发挥”。这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工作正式确立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相应地,文化遗产管理正式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的途径。

多元化保护利用文化遗产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制度不断优化和创新,文化遗产公共资源属性日益得到巩固和强化,文化遗产价值日益显现。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历史文化遗产”“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等重要论述,我国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管理,更加注重文化遗产对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文化遗产管理制度建设迈上了新台阶。

追求全民公益性

管理对象:从文物到文化遗产。新中国成立之初到20世纪70年代,我国把文物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文物保护视为当时我国文化遗产管理的主要工作。1950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强调“我国名胜古迹,及藏于地下,流散各处的有关革命、历史、艺术的一切文物图书,皆为我民族文化遗产”。1974年8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强调,“出土文物是祖国珍贵的文化遗产”。20世纪80—90年代,长城、明清皇宫等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从而使文化遗产概念在我国得到广泛关注。2000年7月,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国际会议所形成的《北京共识》,直接体现出我国开始超越文物管理,转向对文化遗产的综合管理。2005年12月,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提出设置中国文化遗产日,部署了对我国文化遗产的综合性保护。这标志着我国文化遗产管理对象已经实现了由文物向文化遗产的转变。以此为基础,近年来我国进一步拓展文化遗产管理的分支领域,延伸文化遗产管理的时空范畴,先后加强了对传统节日、长城遗产、工业遗产、老字号遗产、大运河遗产、20世纪遗产、文化线路遗产、农业文化遗产、南海丝路文化遗产、抗战文物、一带一路文化遗产和儒学遗产等的专项管理,并由文化遗产本体管理延伸到对周边环境和文化生态的整体管理。

截至2016年12月,美国现有的19个国家公园类型中,有9个是主要依托文化遗产而建立的,而且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的数量已经超过自然遗产类。其现有的413个国家公园中,有282个是建立在美国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价值和重大意义的文化遗产基础上的,是基于公益性对这些文化遗产的整合性保护利用。而且,近年来美国更加重视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建设。以国家历史公园为例,2000年以来美国国会已经批准新建15个,是当前美国国家公园系统最为活跃的构成部分。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实现国家层面对重要自然遗产和文化遗产的综合性保护利用,目前已成为我国的重要发展战略。

公园数量有待提升

文化遗产;公园;保护;遗址;考古;美国;建设;传承;试点;长城

目标

在此基础上,按照《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的要求,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以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建设为引导,保护传承文化遗产,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推动形成有利于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

因此,我国应将现有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文化遗产公园以及正在启动建设的国家文化公园作为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建设的试点,并进一步将其他类型的国家重要文化遗产纳入到国家公园体系之中。基于保护传承对象的功能属性区分、空间分布特征差异、遗存丰富程度区别、文化生态系统完整性不同等因素,构建易于为国家统一管理、便于为公众使用享用的多种类型的国家公园。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重要的是,目前我国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建设正在由文化遗产保护的部门性行动转向国家性行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国家文化遗产公园是由国家文物局为最高主管部门而审批与管理,国家文化公园则是在国家“十三五”规划中被列为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目前,陕西延安黄帝陵、天津滨海新区“中国根”、河南泌阳女娲补天五彩石国家文化公园已经开始进行立项论证。

可见,我国文化遗产数量丰富、类型多样,而且其体量规模、构成单元、保存程度以及与周边环境的融合程度等都存在很大差异。这就要求必须根据上述差异,借鉴美国及其他国家的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建设类型多样的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以“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为原则,实现对文化遗产的多元化保护利用。

而国外特别是美国,在国家公园建设方面有着可资借鉴的经验。美国是世界上国家公园建设起步最早、国家公园体制最为完善的国家,1872年建立了世界首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目前,美国国家公园总数已达413个,并拥有国家公园相关区域145个。美国国家公园《21世纪议程》提出:“国家的历史遗迹、文化特征和自然环境有助于人们形成共同国家意识的能力,这应是国家公园管理局的核心目标。”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强调,国家公园的使命是保护未经损害的自然资源和文化遗产,以使当代人和后代人都可以享用、受到教育和得到启发。可见,美国国家公园虽然起步于对自然遗产的保护利用,但已经将功能拓展到美国重要文化遗产领域,实现了国家层面对重要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同等程度关注。

截至2016年12月,我国拥有世界文化遗产35处和双重遗产4处、“六片、四线、一圈”为核心的大遗址150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4292处、历史文化名城99个、历史文化名镇252个、历史文化名村276个、历史文化街区30个、数量众多的可移动文物等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文化遗产资源类型丰富、数量众多、历史久远,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综合性载体,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因此,依托这些重要文化遗产(如国家重点文化保护单位、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大遗址等)建设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应该成为我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国家公园体制建设需要同时关注文化遗产保护地的保护利用,通过建设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来实现国家层面对重要文化遗产及其周边环境的综合性保护、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除北京长城国家公园试点外,目前我国已经开始了其他形式的文化遗产类国家公园建设实践与探索。2009年底开始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2010年6月和2013年1月确定第一、二批共24个和立项建设单位54个。2011年12月,台儿庄古城被列为全国首个国家文化遗产公园。2016年3月,国家“十三五”规划将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列入“十三五”期间国家文化重大工程。“十三五”期间,国家将出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和运行管理指导性文件,并新建成10—15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探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功能定位及其实现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

应该看到,现正在进行的9个国家公园试点之中,涉及文化遗产的仅有两处,且其目标也是偏重于生态系统保护。如福建武夷山试点依托的是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但突出生态保护,着力保护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维护其独特的生态系统;北京长城试点的目标是“立足代表性资源,自然生态系统与文化遗产保护互促”,在保护八达岭长城、居庸关长城以及十三陵等文化遗产基础上,带动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建设,实现人文与自然资源协调发展,形成完整的生态系统。

总体来看,美国国家公园体系构建的是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国家主导、社会参与模式的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有效机制。实际上,这也正与2016年我国出台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指导意见》所要求的“政府在文物保护中应发挥主导作用”、“发挥社会各方面参与文物保护利用的积极性”相一致。

现状

相关文章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