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创新必须处理好继承传统与革故鼎新的关系。任何文化创新都不可能完全抛开传统,在创新过程中应该努力吸取优秀传统。但是,传统并不是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维护,当传统成为文化创新的包袱或障碍时,就应该冲破一切不合理的陈旧传统,扫除一切创新道路上的障碍。文化创新永远在路上,一项文化创新完成之后,它就变成一种旧传统,成为下一个文化创新的基础。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永远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常变常新。“殷商古语”被“文言”取代,后来“文言”又被“白话”取代,虽然这两次文学语言重大变革采取了不同形式,前者的变革是一个长期的、自然的、渐变的过程,后者则是由当时的文坛领袖振臂提倡,但它们的实质都是对传统语言的革新,而革新的根本原因都是因为旧的文学语言已经积弊甚深,严重脱离现实民众生活口语,成为文学发展的障碍,因此不得已而承敝易变。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语言如此,文化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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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春秋时期文学语言的因革,对当今文化创新至少有两点深刻启示。

新萄京网址线路检测 ,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跨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早期封建社会三种社会形态,经历了从坯胎萌芽到生长成熟的漫长过程,直到周代蔚为大观。《诗经》和《楚辞》耸立起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座巍峨的高峰,史传和诸子奠定了中国古代散文的优良传统。中国文学史上的历次诗文革新运动,无不以先秦诗文作为师法的楷模和品评的标准,缘于先秦文学自身的特点。
第一是创始性。

(作者:陈桐生,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商周文学语言的发展演变”负责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

 《国语》被认为是左丘明的另一部著作,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体史书。《国语》与《春秋》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于全书的主要史实与《春秋》、《左传》相合,所以又被称为《春秋外传》。其中极少数篇章的记事起于西周穆王时期,比《左传》早二百多年,绝大多数篇章与《左传》相表里。《国语》长于记言,朴实平易,含义深永。或幽默生动,情景毕现;或寓庄于谐,妙趣横生;或纯朴自然,富于哲理;更有不少长篇宏论说古道今,具备论说文的基本格局。  

中国文学语言的起点是在殷商。现存殷商文献有甲骨卜辞、铜器铭文和《尚书·商书》,此外还有存在不少疑问的《诗经·商颂》。这些文献语言可以称之为“殷商古语”,特点是艰深古奥。虽然殷商甲骨文、铭文、《尚书》典诰誓命各类文体语言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殷商古语”在语音、文字、词汇、语法、修辞等方面仍存在着共同的形态特征:其语音是区别于西周方言语音的东方殷商古音;其文字尚处于汉字的草创阶段,有些甲骨文和铭文字形还不够稳定,甲骨文和铭文之中都有一批不能隶定的文字;其词汇意义非常古老,在历史形态上比后来的“文言”要早得多;其语法与后世“文言”大体相同,但也会有一些特殊的语法;除少数比喻之外,“殷商古语”较少运用修辞手法。从各方面来看,“殷商古语”都体现出它的古老性和原始性,都与后来的“文言”之间存在一条深深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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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是继“殷商古语”之后又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周易》卦爻辞、《诗经》西周风诗、《国语》西周散文、西周史官格言这几类作品是用“文言”创作的。“文言”与“殷商古语”的根本区别在词汇难易,就是说“文言”词汇要比“殷商古语”浅显易懂得多,此外在语音、文字、语法、修辞方面也有所差别。虽然“文言”在西周属于非主流文学语言,但它接近民众口语,作者易写,读者易懂。“文言”用语生动形象,自然灵活,长于叙述和描写,文学艺术性要远远高于“殷商古语”作品,因而它比远离民众生活口语、日益走向僵化的“殷商古语”有着更旺盛的生命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文言”都有取代“殷商古语”的优越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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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充分重视网络词汇的兴起。当今文化创新大都与互联网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而互联网带来的语言变化的一个重要表现,是网络词汇层出不穷。这些网络词汇良莠并存,人们对它们褒贬不一。虽然与传统汉语词汇相比,网络新词的数量还很小,远不足以取代传统汉语词汇,但是千万不可轻视网络词汇这一新的现象。汉语发展史表明,古今语法变化不大,变化最大的是词汇,“殷商古语”变“文言”,“文言”变“白话”,主要都是词汇的变化。未来网络新词走向如何,是否会继续发展壮大,是否有一天会演变成为继“殷商古语”“文言”“白话”之后一种新形态的主流书面语言,目前还不好预测,也不必过早地危言耸听。但是,对网络新词保持一种理性的开放心态,以积极的态度加以引导,使之成为当代文学语言中的新鲜血液,以此服务于新时代的文学事业,进而促进文学的繁荣,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34567.cc葡京误乐城新匍京娱乐场 ,先秦诸子散文都是政治或哲理内容,属于论说文的范畴。然而这些著述的议论说理都注重具象化、形象化,不同程度地采用寓言、比喻、夸张、拟人等文学手法,大多重文采,激越酣畅,宏丽恣肆,想象奇特,辞采华茂,甚至还刻画出生动的人物形象,因而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寓言尤为特色,先秦诸子既大量运用民间寓言,也自行创作寓言,内容丰富,故事生动,手法多种多样,充满智慧和风趣,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
  战国时代的文学成就首推楚辞,楚辞是战国晚期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在南北合流的文化传统和民间文艺的基础上创造的一种有别于《诗经》的新诗体。《诗经》之后约300年左右的时间,散文勃兴而诗坛消沉。屈原和楚辞的出现打破诗坛的消沉,突破《诗经》的格局,为诗歌创作开辟了新的领域,将诗歌创作推向了新的高峰。屈原既是中国诗歌由集体创作走向个人创作的第一人,也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同时又是中国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诗人雄伟的诗篇,两千多年来一直放射着无穷的光辉,“沾溉后人,非一代也”。
编辑本段第三节 先秦文学的特点 

在经历了七八百年的辉煌之后,“殷商古语”终于在春秋时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悄然退出中国文坛,让位于“文言”,从此中国文学语言从“殷商古语”进入了“文言”新纪元。

 原始社会至夏代的歌谣和神话传说都是口耳相传,属于口头文学,被保存在后世的著述之中。虽然在流传的过程中多有篡改,或加上了流传时代的烙印,但就其内容的本质而言,与原始社会的其他文化艺术有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是中国文学的萌芽。正如许多动物的坯胎和植物的萌芽从外表上难以分辨种类一样,文学的坯胎和萌芽也还没有独立成形。
  一百余年前殷墟甲骨卜辞的出土,揭示了中国最早的文字之谜。数以万计刻有成形汉字的龟甲兽骨片为研究殷商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提供了确凿的文献资料,其中不乏文学的坯胎萌芽,有些卜辞文学特征相当明显。甲骨卜辞是商王盘庚迁都至殷到商纣王覆亡共273年之间的遗物,甲骨文字已有成熟的系统,说明盘庚迁殷之前已有文字,中国古代的书面文学肇始于殷商时代。
  稍晚于甲骨卜辞的文字是钟鼎铭文。钟鼎铭文发现很早,西汉就有出土,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中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宋代记载古器物刻辞的著述中已有不少“三代古器”。殷商时代的钟鼎铭文字数极少,西周的钟鼎铭文字数渐多,最长的接近500字,并形成一定的结构模式,形成了名符其实的“文章”。

西周时期存在“殷商古语”和“文言”两种形态语言,西周铭文、周原甲骨文、《尚书·周书》、《诗经》雅颂语言因袭“殷商古语”,而《易经》、《国语》西周散文、《诗经》西周风诗、西周史官格言则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前者沿袭殷商文学语言,后者则是周人通过扬弃“殷商古语”并提炼周人口语而形成的新形态的书面语言。这两种形态语言,一主一次,一雅一俗,一难一易,一因一革,差异十分明显。西周沿袭“殷商古语”有多方面的原因:文学语言本身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商周之际有一批殷商史官因不满纣王的残暴统治而由商奔周,直接将“殷商古语”带到西周;周初文化水平远逊于“大邑商”,因此周人对殷商文化有一种仰慕心理;西周统治者对殷纣王与其他殷商先王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他们彻底否定的是殷纣王一人,而肯定从成汤至帝乙等殷商先王。西周初年重要文体如文诰、铭文、甲骨文、颂诗都是来自殷商,按照文体形式要求,西周作家必须运用“殷商古语”进行创作。周人在沿袭“殷商古语”过程中并非完全照抄,而是有自己的新变,如西周文诰、雅颂诗歌、铭文语言互渗,某些殷商文体语言在周人手中得到高度发展。

 随意性指作家不受局限,放言无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自然是尽人脑所能想,尽人口所能言。产生文字的殷商时代也无所束缚,尽管对天神无限崇拜,还是有武乙之辈敢于射天。周代崇尚礼制,思想有所束缚,然而《诗经》中的民歌用朴实的语言抒发真实的情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对大人君子作无情的嘲讽,对男女爱情作坦率的表白。经过筛选润色的《诗经》尚有真实感,可以想见未能入选的诗歌更是实话实说。先秦无人模拟《诗经》,蕴酿二、三百年之后,楚辞以全新的面貌登上诗坛。后人每以《诗经》为比照评论《离骚》,或认为《离骚》兼具国风、小雅之长,或认为屈原露才扬己、怨刺其上、强非其人,不同于《诗经》;或认为屈原独依诗人之义,依托五经以立义;刘勰的《文心雕龙·辨骚》分剖四事同于风雅,四事异乎经典,算是一种折衷的总结。以同于《诗经》为褒,以异于《诗经》作贬,是囿于汉代作家尊经学重模拟的怪圈,而忽视了先秦作家的随意性。屈原是最有个性的诗人,《离骚》是最有个性的诗篇,宣泄自己的满腔愤懑,一吐为快,他完全没有也不必“徵圣宗经”。东周时代,天子的权威日益下降,逐渐名存实亡,诸侯异政,百家异说,分裂的政治局面为思想的活跃和言论的自由创造了客观条件。儒家有传播仁义道德的自由,道家就有蔑弃仁义道德的自由,纵横家也有以利害关系取代仁义道德的自由。面对旧制度的日益式微,旧秩序的日益破坏,兼并战争的日益频繁,诸子百家的治世良方形成各种独立的思想体系。为了更有效地传播自己的思想观念,人们竞相探寻最为合适的表达方式和最为美妙的语言技巧,从而形成各自特有的审美情趣。
 

       
西周至春秋文献增多,最重要的是儒家的原始经典“六艺”。《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这些著述被视为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治国方略。其中《礼经》除《仪礼》外还包括《周礼》和《礼记》,实际成书于战国以后。《乐经》不传,一般认为它就是《诗经》的曲谱。产生最早的当推《尚书》和《周易》。《周易》托古的说法是伏羲画卦,文王作辞,《易经》的萌芽期可能在殷、周之际,《易传》旧传为孔子所作,近人认为系战国秦汉儒者所托。《周易》卦爻辞或韵或散,保存有不少古代的原始歌谣、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在原始文学中据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尚书》是一部跨时代的档案文件汇编,撇开今古文辨伪不论,仅从文字产生的时代来看,其中虞书、夏书显然出于后世的补作,而商书和周书才有可信的起码条件。《尚书》虽然号称难读,却开辟了散文创作的先河,讲究章法结构,条理清晰,并出现不少成熟的辞格,为历代散文家所重视。《春秋》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简史,相传是孔子根据春秋鲁国的史料记载编撰而成,文字简练似流水账簿,未能构成散文篇章,但其微言大义,暗寓褒贬,直接导致了《左传》的产生。
周代文学 

“文言”在春秋时期取代“殷商古语”之后,迅速在文学领域结出硕果,促成了战国文学的大发展大繁荣。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代,中国历史进入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所说的“轴心时代”。围绕如何一统天下的主题,战国诸子百家各开户牖,呈现思想井喷局面。选择什么样的语言来表达思想,是战国诸子首先面临的问题。如果诸子百家都采用“殷商古语”来表达思想观点,那么结果是难以想象的,不仅诸子百家不善于使用这种远离民众生活口语的上古晦涩语言,更重要的是受众根本无法听懂或看懂。所幸“殷商古语”此时已经基本退出历史舞台,诸子百家无一例外地运用“文言”进行写作。诸子采用相对平易的“文言”来自由地表达观点,犹如给巨人插上翅膀。需要强调的是,诸子百家不仅是用“文言”写作,而且他们所用的是比《国语》《春秋》更平易、更接近口语的语言,力求运用最浅显、最生动、最易懂的“文言”来传播深刻的思想观点。不少战国诸子的散文是他们讲学、游说的记录,诸子的讲学、游说过程中的某些特点,诸如口语化、浅显化、形象化等等,都如实地反映到书面语言之中。在战国文学语言发展史上,《论语》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论语》中不少对话体语录通俗浅显,明白如话,甚至比明清时代的古文还要好懂得多。战国诸子中也有一些不屑于、不善于或不需要游说的诸子学者,他们更乐意采用纯粹书斋著述的方式。不过,这种书斋著述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要把文章语言写得晦涩艰深,因为他们同样要考虑如何让读者轻松接受自己的观点。因此,伏案写作的诸子也像游说之士一样追求语言的生动浅显。这样就蔚成一种时代风气,一种把深刻的思想往浅易里说的时代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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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是战国时代的纵横家书,成书于西汉晚期。其时上无天子,下无方伯,秦、齐、楚、赵、魏、韩、燕七雄并立,东周、西周、宋、卫、中山仅可立国。秦国与崤山以东某强国联合起来对付其他国家称为“连横”;崤山以东诸侯各国联合抗秦则称为“合纵”,从事连横或合纵的政治家就是纵横家。《战国策》是一部纵横家书,反映战国时代纵横捭阖的政治斗争。《战国策》的语言铺张扬厉,夸饰渲染,富于雄辩的气概。描写人物注重外貌肖像和行动细节的刻画,采用欲扬先抑等多种手法,人物刻画成为作者的主观写作动机。
  

西周春秋时期“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其意义不亚于中国现代文学语言革命。从春秋战国到现代“白话”兴起,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语言就是沿着《周易》、《国语》、《诗经》风诗、《春秋》的“文言”走下来的。

 

战国时代人才辈出,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统称为诸子。诸子为谋求解决社会矛盾,提出种种治国方略,游说辩论,著书立说,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空前繁荣,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局面。百家并非实数,只是极言学术流派之多。《汉书·艺文志》载九流十家,依次为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九家,师承嬗传,各成流派,故又称九流。小说家出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不成流派而充为十家,其中影响较为深远的是儒、墨、道、法四家。
诸子百家
百家争鸣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促使诸子散文蓬勃兴盛,主要有战国初期的《论语》和《墨子》,战国中期的《孟子》和《庄子》,战国末期的《荀子》和《韩非子》等。就学术派别而言,《论语》、《孟子》、《荀子》属于儒家,《墨子》属于墨家,《庄子》属于道家,《韩非子》属于法家。就文章体例而言,《论语》是典型的语录体。《孟子》和《庄子》属于论辩文,但《孟子》尚未脱尽语录体,《庄子》已接近专题论文。《墨子》、《荀子》和《韩非子》都是以题概篇的专题论文。
  

汉代以后,中国文学语言继续沿着战国“文言”方向发展。虽然由于各种原因,历代文学语言都有不同形式的微观调整,如魏晋南北朝文学语言走向骈偶化,少数作家出于仿古目的而刻意倡导《尚书》文诰体语言等等,但从总体上说,历代文学语言都是春秋战国“文言”的延伸。

       
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与历史文化大致同步,音乐、舞蹈、绘画和造型艺术等彼此关联,互相影响。中国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早期在岩石上雕刻或绘制的岩画,分布于包括今香港、台湾在内的20多个省区的100多个县、市、旗,最著名的有内蒙古的阴山岩画、云南的沧源岩画、广西的花山岩画、连云港的将军崖岩画、新疆的呼图壁岩画、青海的刚察岩画、嘉峪关附近的黑山岩画等。岩画内容反映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和原始的狩猎、农耕、舞蹈等,形体简化而带有符号性的岩画可能是古文字的前身。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有十几件骨笛,大多为七孔,能奏出七声音阶,有的还有调音小孔。山西万荣县荆村和陕西半坡遗址出土的陶埙不按绝对音高制作,一个埙孔能发四个音。新石器时代陶器工艺相当精美,陶器上大多绘有绳纹、篮纹、弦纹、方格纹或动植物形的花纹,造型美观,做工讲究,生活用品已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还有许多纯艺术品的石器和玉器,如磁山文化中遗址中的石雕人头,良渚文化遗址中的兽面纹玉环、山形玉饰、玉琮、龙山文化中的龙凤形玉佩、勾云形玉佩和玉猪龙等,显示出造型艺术的成就和审美意识的发展。原始社会绘画、音乐和造型艺术如此发达,文学的产生亦在情理之中,由于文学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文字和书写工具尚未产生,没有留下原始的记录。

中国文学史上有两次语言大变革,第一次是在商周春秋战国之际,中国文学语言由“殷商古语”变为“文言”;第二次是在1917年新文学革命期间,中国文学语言由“文言”变为“白话”。第二次文学语言变革广为人知,第一次文学语言巨变却少有人论及。因此,有必要揭示商周时期中国文学语言的巨变及其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大变革、大改组的形势,文学普遍具有实用性,或为具体社会问题而发,如《诗经》民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判断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为现实社会提供借鉴,如史传散文的定是非,决嫌疑;或旨在揭示和解决实际社会问题,如诸子百家为拯救社会而各陈己见;或自怨而生,抨击现实政治,如屈原之作《离骚》。 

春秋文学语言的发展大趋势,是“殷商古语”走向没落衰亡,而“文言”方兴未艾,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学语言大变革——“文言”取代“殷商古语”,在此时宣告完成。从春秋铭文可以看出“殷商古语”在春秋时期走向式微,从《诗经·鲁颂》可以看出颂诗语言由“殷商古语”向“文言”转化,从鲁国《春秋》可以看出“文言”艺术的提升,春秋时期这三个语言范本展现了“殷商古语”与“文言”此消彼长的大势。“文言”取代“殷商古语”,有着宗教、政治、审美风尚以及作家创作心理、社会接受心理等多方面原因。

       
《左传》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叙事详细的编年体史书,也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叙事文学名著,一般认为是左丘明为解释《春秋》而作。其体例编次与《春秋》相同,用具体的历史事实解释《春秋》经文,内容自成系统,思想也与《春秋》有所区别,可以脱离《春秋》而独立。《左传》全面反映了春秋时代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进程,并通过时人的讲述,记载了西周以前的古史和传说。《左传》长于叙事,尤其善于描写战争;语言凝炼传神,温文尔雅,含蓄委婉,幽默生动;作品通过叙事、描写战争和记录人物语言,客观上刻画出大批栩栩如生的历史人物形象,是中国叙事写人文学的良好开端。

 先秦时代文史哲不分离,诗乐舞相融合。文学是泛指包括政治、哲学、历史、文学等在内的一切学术。《论语·先进》说孔门弟子子游和子夏长于文学,“文学”便是泛指古代文献。《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中说:“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其中文学之士著书立说,游说之士摇唇鼓舌。先秦文献中,史传散文记史解经,却不乏哲理思辨,故事情节曲折,人物形象生动;诸子散文传经布道,客观上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议论说理多具象化,采用寓言、比喻、白描、夸张、铺排等多种文学手法;《诗经》和《楚辞》本是文学创作,却具有一定程度的史料价值和思辨色彩。这些文献对于研究先秦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文学等都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先秦时代的诗歌、音乐和舞蹈密不可分,从原始歌谣到《诗经》、《楚辞》都是如此。《吕氏春秋·古乐》中记载的“葛天氏之乐”,有舞蹈道具和动作的描述,乐章的章名概括了诗歌的内容,显然是诗乐舞的综合表演。《诗经》作品大多重章叠句,原本是适应音乐和舞蹈反复表演的需要。《墨子·公孟》中也说:“儒者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诵《诗三百》”,可以歌唱、舞蹈、弦奏、吟诵,正说明《诗经》具有综合艺术的特征。《楚辞·离骚》的末节、《九章》中《涉江》、《哀郢》、《抽思》、《怀沙》等篇以及《招魂》的末节都有“乱曰”,“乱”既是内容的总结,也是标识音乐的末章。《九歌》是屈原在民间祭神巫歌基础上的创作,祭神巫歌是表演巫舞所唱的歌,其中每篇并无“乱曰”,但末篇《礼魂》就是《九歌》前十篇通用的乱辞。由此可见,楚辞也具有诗乐舞相融合的特点。明确综合性的特点,研读文学便要紧密结合时代文化背景,力避盲人摸象。 

 先秦文学主要是周代文学,尤其是东周即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诗经》、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楚辞是周代文学的主体。
  《诗经》产生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是先秦时期最重要的文学作品。《诗经》以外的古逸诗散见于后世的著述,真伪难辨,因而《诗经》也是西周至春秋时代唯一的诗歌总集。西周以前的歌谣都非常简短,只是具备诗歌的雏形。到了周代,诗歌在原有的基础上繁荣起来,这些诗歌许多被收入《诗经》。《诗经》属于集体创作,有庙堂乐歌、民族史诗和政治讽刺诗,也有大量的民歌。《诗经》民歌的内容和形式丰富多彩,开创了中国诗歌现实主义的源头,在中国文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创始性、综合性、实用性、随意性彼此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先秦文学的基本特点。

 先秦文学是中国文学史上光辉灿烂的第一页,文学伴随着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祭祀、婚姻等日常生活而产生,并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至周代而蔚为大观。诗歌、散文、辞赋等文学形式一应俱全,散文中史传散文、诸子散文和应用散文已有明确的分界。史传散文的记言记事由分离到融合,产生了文诰、编年、国别、谱牒等多种体例。诸子散文由简短的语录体发展为论辩文,进而形成专题论文,完成了论说文的体制。应用文中包括典、谟、训、诰、誓、命以及书信、盟誓、祝文、祝辞、箴、诔、铭文等各种文体。先秦诸子多元化的思想各成体系,彼此渗透,形成中国古代思想史以百家争鸣为开端的特点,并辐射其他各种文体形式之中。先秦散文的记言、叙事、写人以及议论、抒情等,由自然到自觉,手法逐渐成熟。诗歌开中国抒情诗之端,《诗经》和《楚辞》分别开创了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大主要流派,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从经学角度来说,先秦时代是出产“元典”的时代,儒、道及其他各种思想流派的原始经典都出自这一时代;从文学艺术的起源、文学体裁的产生、思想体系的形成、艺术手法的探索、文学流派的开创等各个方面来看,先秦文学都具有创始性的意义。这种创始性充分体现了先秦时代的作家所特有的开拓精神和丰富的想象力,注重独立思考,勇于标新立异,恰与后世辗转模拟、东施效颦的风气形成强烈的对比。
第二是综合性。 

       
先秦时代的散文主要有史传和诸子两大类别。史传散文也就是历史散文,先秦两汉时代史书的概念还不够明确,《汉书·艺文志》中尚未设立“史部”,史书只是作为儒家经典或经典的附庸而存在。《春秋》本来是一部编年体简史,但人们并未将它看作史书,而是确定为儒家经典。《左传》与《春秋》有经传关系,用史实解释经文,解经的文字就是传,故称为史传散文。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中所列举的书例除《左传》之外,都与“经”没有必然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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